近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媒体节目上的一席话引发了争议。樊纲说的是年轻人买房问题。他说，如果夫妻俩上面的“六个钱包”都能起作用，父母算一个钱包，爷爷奶奶一个钱包，姥姥姥爷一个钱包，爱人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父母，这“六个钱包”凑在一块儿能够帮着支付首付的话，建议还是买房好。

樊纲的这番话被许多人质疑是在为年轻人“啃老”张目，还有人担心，假如“六个钱包”被年轻人掏空买房了，一旦这些老人有个病痛需要用钱时，家庭将陷入极大的困境。

仔细查看樊纲发表此番言论的前后语境，会发现“六个钱包买房”的说法可能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因为其语境为选择租房还是买房，其言论是基于他作为经济学家从“成本—收益”对比分析中得出的较为经济的选择。解析他的话语逻辑，所谓“六个钱包都能起作用”，应该是指代表这“六个钱包”的几位长辈在养老的保障方面都已无虞，或者家庭在财务方面较为宽裕，从而能对年轻人买房予以经济支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得不承认，有如此经济条件的家庭，支援年轻人买房确实不失为一种较好选择。

当然，在当前大城市房价高企、普通家庭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障相对滞后的社会现实里，许多普通工薪家庭可能还不具备从容买房、轻松养老的条件，这也正是樊纲的“六个钱包买房”的说法刺痛了许多人神经的原因所在。

暂且不论一些媒体对“六个钱包买房”的断章取义，如将“六个钱包”买房之争放在更宽广的视野，就能发现争议背后房价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等问题可能更值得关注：房价高企对制造业造成“挤出效应”，对民众正常社会生活带来高成本、高压力。

这些年来，城市房价整体上一路上涨。在国家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的大背景下，一、二线热门城市房价虽相对得到抑制，但是不少城市楼市依然“高温”，在大城市房价整体仍然高企的语境下，不用说普通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大，就连一些大企业都感到吃不消。早在两年前，华为总裁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就担忧，除了提高生产用地成本之外，高房价还增加了企业员工的雇佣成本，严重者可能会摧毁城市的竞争力。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对成本的反应是最为敏感的，影响企业成本的因素有很多，但在当前，生产用地成本提高和高房价带来的企业员工雇佣成本的增加，显然是相对最突出的。而这也可能在反向上造成从业年轻人的实际收入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摧毁竞争力”之忧并非空穴来风。楼市火热、房价高企的利弊一言难以概述，但是高房价客观上导致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值得警惕。

值得欣慰的是，2017年以来，国家加大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力度，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和加大深化住房供给变革，包括新增住房供给主体，优化供给结构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等举措的实施，一些城市的房价有望逐步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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